周传雄,走过「黄昏」
2023年,从春到夏,井喷式的演唱会制造着层出不穷的热点话题,而令周传雄演唱会出圈的,则是这位54岁歌手的眼泪。
5月6日,周传雄「念念不忘」巡回演唱会的首场在上海举行,演唱会的最后,全场观众齐声合唱《黄昏》,周传雄几乎是哭着听完了整首歌。随后,这段视频被发上社交网络——一位上世纪80年代末出道,唱过《黄昏》、唱过《花香》、唱过《寂寞沙洲冷》,为陈慧琳写过《记事本》、为那英写过《出卖》、为周华健写过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》的歌手,经历过无数人生起落之后,在舞台上流下的眼泪,令无数观者动容。
7月中旬,我们在上海见到了周传雄。他看上去状态不错,不再瘦削,声音清亮,我们聊了他近期一票难求的演唱会,聊了他经历的高峰与低谷,也聊了那些在演唱会上落下的眼泪,至于当全场大合唱《黄昏》时,周传雄为什么会泪流满面,以下,是周传雄的讲述——
文|令颐
编辑|金石
找回
这次「念念不忘」巡回演唱会的第一场选在上海,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。
2006年的时候,我在上海做过一场个人演唱会,那是我在大陆做的第一场大型售票演唱会。当年的得失心是很重,总希望自己能够做得足够好,所以排得很满很好,有20多首单曲,还有串烧,还做了很多动画短片,很热闹。但事后来看,当时整个人没有很放松。很多该做的事没有做,会僵住。比如说,我怕自己会忘词,就一直盯着提词器,平常其实扫一眼就好了,但那个时候就太紧张了,盯着词看太久,所有人都知道你在看词。这样一来,就没有办法跟歌迷交流、没办法连在一起,没那个能力,也没那个技巧。这是最失败的地方。
不过当时我各方面状态都还不错,就跟大家相约还要再来做演唱会。但是无奈这一晃眼,就晃了18年。所以这次我就想再从上海开始,接续我之前没做完的事。
为了这次演唱会,我们也做了很多准备和设计,不断地调整方案。从现场效果来看,是超出我满意的程度。当然,最难忘的还是《黄昏》。
在上海的那天,原本的情况是,我在台上先唱几句,再跟歌迷们一起合唱。但唱着唱着我发现,台下歌迷们唱的声音越来越响、越来越响,到后来,我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。然后唱到第二段,怎么回事?他们的声音又来了。
然后我把话筒递出去,那一刻,情绪根本控制不住,眼泪就流下来了,就是大家看到的视频那样。
在台上,那种震撼力是很大的。那个瞬间就有一个走马灯在眼前,把自己的歌手生涯走了一遍。其实没有想到特别苦或者特别快乐的事情,就是眼前闪过了很多画面。有自己曾经在录音的时候,有某一次唱完歌之后很沮丧,甚至年轻的时候我在某个录音室里看到了某一片墙的一块砖。这些细小的东西在那个瞬间竟然都能想起来。
总之,那一刻就是那种电磁波交流的感觉很浓烈很浓烈。这首歌是你自己写的,这么多人喜欢这首歌,然后他们越唱越响,我觉得这是对我的鼓励,你知道吗?他们在心里边想鼓励我,所以他们唱很大声来告诉我。
通常,一场演唱会结束之后,我什么都不想、什么都不做,回到酒店赶紧休息。上海这场演唱会结束之后,我几乎是傻了两天,第三天后劲才来,有人会把这个视频拿给我看,再回看这个,自己还是,哎呀,看着看着又想哭了(笑),我就赶紧离开,不敢再看下去了。
对我来说,这次演唱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,让我在现场找回了很多失散的歌迷。
因为我的演艺生涯曾经中断过,再回来的时候,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歌迷到底在哪里。几年前,有一场演唱会,我在台上说,我记得我卖了好多的磁带,好多的CD,然后到每个地方签唱会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歌迷,但是这几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。很多东西走太快,我已经get不到了。
但这一次,我感受到我跟他们之间仍然还有一条线连在一起。这个联结的重要性是说,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某首歌,我们有过一样的感受,你一听到这首歌,你就能看到当年自己的样子,我觉得,这种联结超越了时间,也超越了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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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「小刚」
我出道挺早的,同龄人还在念书的时候,我就已经发唱片、走入了社会,在当时,这其实是一条很少人去走的路。
在最初发唱片之前,我的生活是很动荡的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父母就离异了,我跟着姐姐一起长大,中间半工半读念书,生活完全没有什么规律可言的。家里很穷,挖东墙补西墙,那段时间,我的生活里连一条正常的轨道都没有。但我从小就在音乐上有点天分,听到一些旋律,就能把它记住,复述下来。那时候,书也没念得多好,也没有什么别的技能,所以就想到走音乐这条路。当时,家里人都说我们又没有后台,算了吧,可是我就一意孤行。
1989年,刚出道的时候,我跟制作公司的老板说我会写歌,我想做音乐制作人,他根本不care。人家看中的根本不是我会做音乐什么的,就看你长得一副小白脸的样子,很适合打造成一个学生偶像(笑)。
之前有很多报道都说我们是小虎队的前身,其实不是。刚开始,那个老板给我们画大饼是说,挪威有个keyboard团叫A-Ha,三个男生都弹键盘,他说要把我们打造成那样的音乐创作团体。训练了一段时间,要出道的时候,他就安排我们到一个很红的综艺节目《青春大对抗》做节目助理,在台上搭档一些很火的明星之类的。
到这里的时候,我就想要喊停了。因为我知道那根本不是我要去的地方。小时候很傻很牛啊,没有想过说上节目也许是个很棒的机会,就觉得我是要做音乐的,不应该是在节目里嘻嘻哈哈。
后来,我就打电话问老板:「我们不是说要往音乐这边发展的团体,怎么变了呢?这样的话,我还是不要参加这个团了,你接下来有要组纯音乐团体的时候,我们再合作就好了。」
当时,那个老板就没有再说话,直接把电话挂了,可能心想你谁啊(笑)。
后来换了一家唱片公司,我还是被送到了生产线上去。他们看我蛮斯文的、戴个眼镜,是干干净净的学生型偶像,就套用了之前包装艺人的模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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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第一张专辑《双子星的对话》之前,唱片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「周传雄」这个名字换成了我的小名「小刚」,因为这样似乎显得更年轻、更亲切一些。但那张专辑卖得并不好,好在第二张的时候真的很厉害了哦,卖得很好。那时候,公司的业务跟我说,我的磁带卖到断货,全台湾都没货了。
那时候,在唱片公司做歌手,大家都是看业绩。你卖20万张,我卖30万张,那在公司里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,真的会甩开手臂,一摆一摆的,从门口走到老板办公室,一路都带风,但只卖几万张就不会这样。公司同事对你的态度也不一样,老远看你来了就说,哦,现在的这一棵摇钱树来了喔(笑)。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懂,根本不会想大家是不是在巴结你啊,甚至还会觉得这是应该的,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棒。
但也有一件事一直让我不安,我知道那个年代做偶像会赚很多,可以改变命运,但我也知道,偶像的生命是很短的。我们残酷一点讲,偶像这个商品它的赏味期限大概是多久呢?可能就两三年,那时候平均就是三张唱片,那之后,偶像歌手们的生涯差不多就结束了。这是我观察后的结论。
但我是想在这个行当里做一辈子的。所以那个时候,在做偶像歌手的同时,我也会学习制作歌曲、制作专辑。
做「小刚」的这一段时期是我吸收这个行业精华最多的时期。每个制作人在做唱片的时候,我就是死皮赖脸去巴着他,看他是怎么配乐、填词,看他怎么找乐手,后来干脆跟人家乐手老师也混熟。就这样在幕后学习到了一些很基础的东西,奠定了我以后能够去做制作的基础。
那也是我旅行最多的时期,你做完一张唱片,筹备下一张之前有两三个月的空档。那些空档里,我曾经去过云南,到过敦煌,在路上就是采风的过程,采那些民族音乐,回来之后如果能在专辑里面放一点点,就会很高兴。
我记得发到第七、八张专辑的时候,有一次我去了英国,早上就去语言学校读书,然后下午就跟朋友去喝茶,晚上就去夜店,美其名曰是学英文。有一次,在City里非常热闹的街头,我看到一个人在街头表演,我想我也可以摆个摊子,表演一下。我就专门唱台湾民谣,都是些年代很久远的歌,围观的人还蛮多的,有的行人真的会给我钱,最多的一次扔一磅,一天下来,赚了两百多块(笑)。那段时期,很任性、很放松,真的会先把一切放空,完全过另外一个人的人生。
现在回看那个时期,那真是好美好的年代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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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回周传雄
其实,在我的整个生涯的过程中,很多欢乐的时光跟片段都发生在我最闲的时候,但有些最闲的时候也可能就是最失意的时候。
一般来说,偶像歌手发完三张专辑就有知名度了,你可以去演戏,你可以去主持,你可以换跑道,什么都可以。那时候,我撑到第八、九张,差不多到1997年左右,就感知到差不多要暂停了。那段时间,我不知道要写什么,到了一个瓶颈阶段,完全无事可做,每天都很闲,也没有新的专辑要出。
有一天,我经过了一家乐器行,进去之后就觉得很惊奇。诶?怎么出了这种新的琴自己都不知道,真的是太久没有靠近音乐制作了,我就在那里摆弄了一整天。
从那之后,我就开始转入做幕后制作人。
我不再是一个偶像歌手了,不发片的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第一件事就是不刮胡子。开始做幕后的时候我年纪也不大,担心会让人觉得嘴上无毛、办事不牢,就留个胡子。有胡子之后,感觉在唱片公司走路还挺酷的,谈案子的时候也觉得有风。
曾经,公司会规定偶像歌手要干干净净,要穿白衬衫。还规定让我们坐有坐相、站有站相。坐下来的时候,靠在椅背上面,衣服自然会皱,所以,我们要在坐下去之前拉一下衣服,千万不要把衣服搞皱,不美观。那现在就不穿白衬衣,改穿花衬衣。
这种形象上的改变,算是一种叛逆啦,但也能给我带来一种安全感,就觉得能够镇得住那些大牌明星。
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我抛掉了「小刚」,重新用回「周传雄」这个本名发表制作。一方面是我觉得用本名来发表歌曲比较正式,另一方面我也想拿掉以前的包袱。「小刚」曾经是一个歌手,但也已经是过去了。现在,周传雄就是想看看自己从纯音乐的层面上,有没有足够能力走下去。
用回本名之后,很多歌迷就没有办法追随我了。有一天,一个同事跟我说,《我的心太乱》在大陆火了,有人打电话到唱片公司找小刚,唱片公司的人就说,我们没这个艺人,就联络不上我了。
做制作人也没有那么顺利,熬了一年多才有歌卖出去。那段时间就是不断地写,给很多很多歌手丢歌,怎么丢都没有人要,就觉得有一点绝望,觉得自己写的歌没有人欣赏。
《黄昏》其实就是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写的。那时候,我住在淡水,而且还是那边很遥远的郊区,填词的陈信荣就住在我隔壁。
这个歌我本来是说要写《瞳孔》,意象是我看到满天的紫霞之后,我的瞳孔里面会亮出一个倒影,他觉得太复杂了,就说「来一个最直接的黄昏吧」,两个人一拍手就决定了。
录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讲究了喔,我找了当时比较有份量的李偲菘和李伟菘,还有新加坡那边的徐华强、吴家明一起监制,其实他们都是我的竞争对手,这样可以激发我的能量嘛。当时我是去新加坡录的,录音之前,我有点水土不服,嗓子发炎了,就是在这种有点惨的情况下录完了这首《黄昏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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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运捉弄人的地方是,这首歌发了没几天,我们唱片公司的老板就换人了,换成了当时敌系公司的老板。那天新老板约我开会,上来就说,我们解约吧。其实我觉得他很酷,他不拖着你,就直接把话讲清楚。所以,那段时间我对《黄昏》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希望,它原来可能是一个小火花,后来连火花也没了。
但对我而言,《黄昏》的重要性就是,它让我又回到了歌手的轨道里,我又开始继续很规律地生活、做自己的唱片,签了新公司,回到了每天练唱、表演的一个轨道里。
那时候,我在幕后做制作也有了一些起色,2001年,我给苏慧伦写了《秋天的海》,后来给周华健写了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》;第二年,为任贤齐写了《永夜》,成效都很好。
更戏剧的是,那期间我来内地的音像店做调研,居然看到了很多我的盗版专辑,虽然都是盗版,但我真的很开心,心想我竟然还有盗版碟了。后来我就买了专辑照片不一样的五十张专辑带走了,我想这应该就是又火了。
我觉得,在做「小刚」的那段时期,二十出头的年纪没有想那么多,什么事情都是勇往直前而已。但是30岁之后的周传雄其实有了很多压力,比方说你会想,30岁还在混什么名堂啊。我小时候父亲有问过我说你做这个音乐到底行不行啊。其实「小刚」那个时期还没那么笃定,但这次之后更笃定了,就觉得既然这个火都已经点着了,你没有办法拒绝的。
《黄昏》之后,接着我就推出了《寂寞沙洲冷》《男人海洋》这些歌,再次以歌手周传雄的身份重新站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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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常
《黄昏》让我重新做回歌手,但这首歌似乎也有一些命运的意味。
给《黄昏》写曲的时候,灵感来自一天傍晚,那天,我看到了满天紫霞,当下觉得这场景太漂亮了。看到入神之后,它一下就消失了,那个瞬间我就心里面一慌。啪——它突然就没了,那时候我真的是有一些感悟,美好的事情和幸运总会消失的,而且你也没办法阻止。
当时有一句歌词还是我执意要改过来的: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,黄昏再美终要黑夜。」我就希望将这种宿命感讲得更清楚一点。有时候可能是你很喜欢的人,有时候可能是一段好运气,因为各种原因,你就是没办法留住这些。
2012年的时候,我发了《打扰爱情》。在宣传期间,我就开始变瘦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是有点高兴的。因为以前都有点胖,觉得我现在瘦下来之后,去拍照会很帅,这很棒嘛。
没想到的是,我就一直瘦一直瘦,没有停下来,最瘦的时候到了100斤左右,掉了40斤肉的样子,我从来没这么瘦过。这已经是我的底线了。
当时医生说得很吓人啊,他说你突然这么瘦,有几种可能,要么是糖尿病,要么是甲亢,要么就是癌,就觉得自己会死。那个时候,中医西医全部都看,我们做了很多检查,抽血、照影像。其实就是胃病,但是也找不出更具体的原因,也没法一下子医好。
有一天我在床上,看到阳光进来照在我的手上,完全就是皮包骨了,就是一点肉都没有。那时不仅是瘦到不成人形,气也不足,整个人的工作状态就非常差,唱完整首歌非常疲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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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,就只好把工作停下来,暂时休息。停下来之后,我的内心是非常挣扎的,没力气去做工作,光把命给捡回来就很不容易了。
后来,为了能赶紧好起来,甚至都有点求神问佛的状态了。我同事听说有个地方的师傅会做那种宇宙气场的理疗很有效,我都去试了。但最后还是没有用啊。
其实胃病也是心病。后来,就慢慢意识到身体的不适或许是常年工作的压力导致的,而我自己不知道,医生也说有很大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。但问题就是,你让我说什么样的压力,我也说不出来。可能有时间的压力,创作的压力,想要更完美的压力,也好像是怀才不遇的压力等等,多方面的吧,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纾解这些压力。
怎么把这些压力去除呢?就是什么工作都不做,做一点都不行。那段时间,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做运动、看书、遛狗,再做一些复健的活动。
以前,我觉得我是个创作者,做音乐就是一切,我每天都要创作、要留下我生命的轨迹(笑),生病的那段时间就没有了。在家不准放我的歌,一听就会想进入到工作的状态。我的偶像是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Quincy Jones。但那段时间,我听这些音乐都烦,不管什么韩国的、美国的,听不下去。因为听到就想要分析,而不是欣赏,心里就会着急,急着想再写一首更牛的。
有一段时间,我想说状态还不错了,就又开始想写曲,想写词,那身体马上就又不舒服了。
当时,哪里还会想红不红、有没有人在意啊,生活里最大的恐惧就是不知道自己还会瘦到哪里去,再瘦到一个程度应该就彻底活不了了。
好在我有一个很健全的家庭支撑着我。那段时间我并不孤单,有时候你在emo的时候,小孩就来弄你一下,妻子让你去遛一下狗,其实就忘记了emo。我那些从小到大的死党都会拉着带我去吃一些很补的东西,就陪着我一起吃、一起玩。
这段生病的时间持续了大概五六年的样子。
身体慢慢好起来之后,我觉得自己重启人生了。我是从死里逃生的人,一切都是新的开始,我会想去做一些新的尝试,比如,我想把我几十年的驼背改掉,我不想再驼背了,但其实驼了几十年很难改的,就一直在坚持做复健,现在好了很多。
在工作上的话,我会尝试找一些年轻的制作人来合作。我以前会觉得他们的东西不行,现在就觉得再试试看呢?
所以,我不觉得生病这件事情算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挫折,这不是挫折,更准确地说,它是一种无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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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念念不忘」
理解了无常,我也明白了很多事情。
比方说小时候我觉得我火了,马上就想开制作公司准备大干一场。然后就印图纸,那时候我光印图纸就印了8万块台币,但是公司马上就倒了、我也很快就不火了。所以,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这样,以后就一直会是这样,不是的。
我能走到今天,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也很重要。
曾经给凤飞飞做过唱片的杨明煌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,我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就跟着他,他负责做了我的前三张唱片。
他是从两轨录音带时期就出道的,那时候做录音带设施很简陋,他没办法在技术上做什么修音,用乐器搞得很复杂。他们最重视什么?就是氛围,是一首歌的味道,所以,我从他身上学到做传统流行音乐该如何表达得更细腻,如何进行情感的铺陈。
做制作人最不顺的时候,EMI制作公司找到我,把我推荐给了那英。当时,那英很爽快地跟我吃了个饭,让我帮她写首歌,后来,我就写了《出卖》的曲子。
我们因此就有了一些来往。当时,那姐还想帮我,告诉我一些该怎么样重新火起来的路。她跟我说,长头发跟墨镜是上不了中央台的,意思就是想帮我去中央台。
后来我来北京的时候,经常去她家玩。我们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,她非常洒脱,看事情会看得很清楚。但我们在音乐上的见解是很接近的,会互相欣赏。比方说我之前听了一个Robert Miles的碟,她听了之后也很喜欢,我马上就会说那这张给你听。
我康复之后重回舞台那段时间,网上总有我接商演的视频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怎么去那么小的舞台唱歌,但说实在的,我会把每个商演都当一个重要的表演来看,这是张弘毅老师教我的。
张弘毅老师是从美国伯克利留学回来的,学电影配乐的。我掌握的很多弦乐概念都是跟他学的,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两个最重要的素质,一个就是要快,我做制作人,出名就是因为我速度够快,你找我做我一定快,一定会按时交给你。
另一个就是尊重每一个舞台。张弘毅老师说自己从伯克利回来到台湾的时候,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刚开始,他接到一个电视上的小节目,就5分钟,但他会把小案子当大案子做,用这5分钟把什么管弦乐全部拿来,很快他就出头了。
这也是我面对那些商演的态度。商演虽然很短,但也不要小看这种场子。我有一次唱早上10点的商演。一般我需要4个小时声音才会打开,那天我的状态也就一般,我上去唱的时候,下面的老先生、老太太就坐在板凳上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但我看前面的歌手就跟大家聊得很开心。那时候心里就知道这样的活动以后应该怎么做。
即便是商演,上台前,我也会默歌,会把每一首歌走三遍,确定一下台上的细节有没有问题,声音的共鸣有没有问题。有的时候声音还没打开,我就想办法把它解决。我会练不同的音域的歌,不同难度的歌,不同力度的歌,无论什么表演,这些准备都不会例外。
去年,我做「念念不忘」这张专辑的时候,有一些制作人朋友劝我说,跟以前相比,现在做专辑很费劲,现在市场情况不好嘛,卖不出去,并没有人鼓励我去做。但我就想做这个事情,我们度过了很辛苦的三年,作为音乐人,我还想再写一点点和大家分享。
这次巡演,我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。开场曲是《花香》,我会在前面放维瓦尔第的《四季之春协奏曲》。音乐一起来,就意味着春天来了,花开了,自然而然就有了花香。维瓦尔第是我很崇拜的一个作曲家,他写的东西虽然不多,但它的CD是全世界点播点击率最高的。
我之所以要加这些小东西,就是想让大家意识到你其实是来听一场音乐会的,而我的音乐是很值得尊重的。
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因为听到全场合唱《黄昏》而掉泪。
2004年,我在新加坡举办了人生中第一场大型演唱会,当时我已经正式出道了15年。那天的演唱会是在一个近2万人的场馆举办的,到场的歌迷应该有1万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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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晚上,唱着《黄昏》,刚唱完第一节那句「割断幸福喜悦,相爱已经幻灭」,我就哭了。这首歌唱完之后,我对底下的歌迷说:「我等这场演唱会,等了15年。人生的起起伏伏在所难免,很多事情我看得很清楚,我知道,唯一不变的只有你自己的努力。」
那时候的流泪,其实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起伏后,当时有一点受委屈、有一点难过。
但这一次,我只觉得幸运。
我的演艺生涯伴随着整个华语乐坛的成长,我刚出道,它就开始萌芽、发展蓬勃,我每次快到低谷的时候,它也慢慢在走向黄昏。很幸运的是,我经历过它最美好的时代。而现在,我还在唱歌,还可以再前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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