乌尔善用10年拍「封神」，值得吗？

人物

2023/07/28 18:41

《寻龙诀》之后，时隔近8年，乌尔善导演交出了新作《封神第一部》。从2014年第一次开策划会，到2018年正式开机，因种种缘由一直延宕的神话史诗电影，最终定档今年7月。

对一位商业片导演而言，8年的空白期显得过于漫长了。拍摄《封神三部曲》之前，他接连导演《画皮Ⅱ》（2012年）和《寻龙诀》（2015年），不断创造票房神话，被视为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代表。他的电影类型清晰，有着堪称绚丽夺目的特效，和标准化、国际化的制作流程。世界在上升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们，对奇幻充满兴趣，喜欢看天马行空的故事和永不屈服的冒险精神。

近10年过去，时势轮转。《流浪地球》系列书写了关乎宇宙、未来和人类命运的史诗，成为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新标杆；《我不是药神》、《漫长的季节》等现实主义影视作品通过探讨社会议题和时代痛点，收获广泛共鸣。在年轻人的注意力被现实焦虑占据的当下，他们还会愿意去电影院看一个三千年前的神话吗？

《封神第一部》上映前一个月，《人物》在上海和北京与乌尔善两度见面。这个宽脸的蒙古族男人戴着红框眼镜、银质耳环和项链，与粗犷外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温和与耐心。我们向他抛出了上述问题。

乌尔善坚信自己的判断，「3000年来社会制度变化有多大，社会问题差异性有多大，但人性变了吗？我更关心人最本质的价值选择，善恶判断、精神成长的历程。」

他认为，一个国家和民族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，会需要重新追溯自己的文化根源，这个时期往往会产生史诗电影、神话电影。「中国人到底因为什么而成为中国人，经历过什么不一样的历史，形成了现在的性格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？」这是乌尔善迫切想知道的问题。现在，他用《封神第一部》做出了回答。

1972年，乌尔善出生在内蒙古，4岁随父母迁到北京。少年时他不爱说话，喜欢画画和写诗，枕边书是《荒原》和《北回归线》。他也热爱中国中世纪前的艺术，见到李成、范宽的山水画，整个人激动又震撼；读《史记》，看到「五步之内，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」，欣羡古时的人那样英气勃发、光彩夺目。加上蒙古族血统赋予的属于游牧民族的宏大与浪漫，他似乎天然就应该拍神话史诗的大制作。

拍《封神三部曲》是他最大的梦，乌尔善多次说过。与之相应的，是巨大的风险。

交谈中我们感到，眼前的这位电影创作者有着无比坚定的内在自我。乌尔善并不担心观众和市场对《封神第一部》的反馈。「尽最大的努力，作最坏的打算」，他早已准备好面对一切可能。

他常说，神话是公开的梦，梦是私人的神话。他把神话造成了银幕上的梦，同时也圆了自己的梦，给自己造了一个神话。

以下内容根据乌尔善的讲述整理而成。

文｜罗兰

编辑｜姚璐

图｜（除特殊标注外）受访者提供

我知道，大家对《封神第一部》或许有不同的期待。有人可能认为这事不靠谱，做不成，有人也许觉得这是个烂片。现在我只是特别迫切地想把它展现在观众面前，让他们看一看：我的孩子长这样，你别猜了。

这个项目2014年正式立项，我动念想拍「封神」的故事则更早。小时候喜欢看《封神演义》的小人书，看的时候总能想到很多画面。后来学艺术，接触了大量艺术史、人类学和宗教方面的书籍、绘画、艺术品，对奇幻恢弘的神话世界特别有想象。拍完《寻龙诀》，技术和资源上都有了一些积累，可以造一个更大的梦了，我就想到了「封神」。

2012年我宣布过一个封神项目，叫《龙之战》，主角是哪吒。不久后我打羽毛球时腿受了伤，在轮椅上坐了3个月。这期间，我把《封神演义》小说又重读了一遍，觉得还是应该拍整个故事。因为它非常完整，讲两个家族的斗争，最后姬发家族战胜纣王家族，让整个中国历史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。这条线索很清晰，所以我想，完整地呈现出来是最好的。

当时的腿伤也让我有迫切感。动弹不得的时候，人会思考身体和外界的关系。我觉得，艺术创作的核心在于内在的元气，身体不行，能量不够的时候，表达就会羸弱。尤其「封神」的故事体量很大，我打算拍成三部曲，神话史诗片的技术又复杂，是个浩大的工程。没有强健的体力，不可能完成它。趁自己还算正当壮年，抓紧把梦圆了吧。

第一次开策划会，我们请的都是学者，想理清「封神」的故事有哪些内核可以和现实对话，它跟我们当代人的关系在哪儿。最终我确定，我想表达的主题是善恶斗争与英雄成长，这种永恒的故事是不会过时的。

前期筹备用了很长时间，正式开机已经到了2018年8月。第一场戏拍的是电影的结尾，主角姬发经历了一系列变故：在朝歌当质子，目睹兄长被杀、父亲被囚，发现曾经视为英雄和父亲的商王殷寿原来是个暴君，自己也身历险境后终于叛出朝歌，骑马回到故乡西岐。也就是说，演员需要靠想象补足前面的全部情节，把返乡时那种痛苦、挣扎、醒悟、愧疚和勇气勃发交织的复杂状态呈现出来。

饰演姬发的演员是新人，之前从来没演过戏。虽然新人演员们都在剧组上了半年的训练课，也反复排练过，但真正拍摄时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。一个20出头的新人，穿上沉重的铠甲，骑着马，现场那么多人围着，导演要求情绪要饱满，摄影说你必须进入焦点位置，灯光、录音各部门都有要求，他能撑下来吗，真的难说。拍第一场戏之前，我一直悬着心。

这场戏的拍摄地在新疆江布拉克，我们在那里包了一大片麦田。电影里姬发的父亲，西伯侯姬昌喜欢种地，西岐的主要景物就是麦田。8月底正是新疆麦子成熟的时候，麦海金灿灿的。取景要求日出或日落时拍，姬发在晨光中骑马穿过麦田，回到了家。

第一天上午拍完，演员表现得挺稳的。中午吃饭，我和他碰了杯酒，算是庆祝。一年多的拍摄历程，就这么启动了。

刚决定拍《封神三部曲》时，我预估整个项目需要8年到10年。如果失败了，可能得用之后的10年去还债。我把情况如实告诉了太太，太太说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喜欢就去做。我给孩子买了保险，保证就算我破产了，他们的教育和生活也不会受影响；把父母接到我家小区住，方便就近照顾。家人都安顿好了，我就可以放心去冒险。

在新疆拍了一周，当地的戏份结束了。最后一天早晨，剧组拍了些空镜后动身离开，下山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雪。远处的天山前一片白茫茫，很快，大雾也四面升起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特别庆幸，幸好都拍完了，时间稍推后一点都不可能完成，得等第二年8月再来。

后来几年里，项目遭遇了不少意料之外的情况，《封神第一部》也没按原计划在2020年上映，都是不可抗力，我并不感到焦虑。每个项目都有它的命运，得接受命运，就像面对新疆的麦田和大雪。

很多人觉得我的电影路挺顺的。第一部商业电影《刀见笑》投资只有600多万，接下来就是投资1.2亿的《画皮Ⅱ》，再然后是《寻龙诀》2.4亿，三级跳就上去了。其实我也有过艰难的时候。

从电影学院毕业后，我做了近10年广告导演和当代艺术，参加过不少艺术展，也拿过广告奖项。之所以改弦易辙来拍电影，源自两件小事。

一件事是，2006年某一天，我偶然逛到电影院，想看个电影。结果发现上映的都是美国和香港的片子，质量也不怎么样。我挺震惊的。平时我不去电影院，觉得去那里看不到想看的电影，我想看的电影都在盗版盘里。那天突然觉得，大量的普通观众，像我的家人朋友，老师同学，他们看什么呢？

况且，看盗版盘也不算个正经渠道。我又不是盗版盘学院毕业的，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，电影哪去了？后来回电影学院做讲座我也跟学生们说，不能老活在盗版盘的世界里，拍的电影只在国外电影节被放映过，电影院才是我们真正的战场。电影院里应该出现好的主流娱乐电影，它要兼具精神质量、制作品质和娱乐效果。我想看到这种电影，但当时没有，就想自己做。

不久后发生了另一件事，我和太太去参观天文馆，在馆里看了一部短片《神奇的宇宙》。那是部纪录片，没有故事情节，就是展现宇宙万物，但给我的体验感太强烈了。那是我在其他艺术形式里完全找不到的力量，看舞台剧、小说、绘画都没有。我觉得自己一下理解了电影为什么是电影，就在于它创造体验，令人沉浸的能力。

从天文馆出来，我跟太太说，我知道要拍什么样的电影了。我要拍有强烈电影感的作品，它要创造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，有强大的视听力量，磅礴的视觉效果，震撼的声音和丰富的情感。观众不可能在现实中经历，但会在精神上神往的。有了大方向，我很快确定了自己要做的具体类型，就是武侠、幻想和史诗类型的电影，并且要拍中国的故事。

我是1972年出生的，青春期正值西方文学、哲学、艺术思潮涌入中国，大家沉浸其中都如痴如醉。但慢慢地我产生了疑惑，「我」的存在有什么意义，难道仅仅是别人所创造的智慧的享受者和跟随者吗，我们自己在哪里？

后来做当代艺术的过程中我体悟到，创作者的价值，在于吸纳各色养分后产生的独特性，那一定和创作者内在的文化基因有关。作为一个中国创作者，我要把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讲出来，讲清楚。

2007年我开始全力做电影项目，参加各种创投单元，被到处挑毛病。你这不行，这是什么啊，类似的话我都听过。其实很正常，你在电影行业是个新人，所有人都会对你指手画脚，你也应该接受，因为你的确没有作品。虽然我在2004年拍过一个独立电影《肥皂剧》，获得了釜山国际电影节「国际影评人奖」，但没有上映过，没有票房成绩证明自己。跟人家辩论是没用的，只能自己先做出作品来。

我启动了4个项目，磨剧本，找投资。《刀见笑》最终被选中，正式投入拍摄，是在两年后了。说起来也算是段不短的时间，但没觉得怎样艰难，包括被否定的时候。我做了十年广告，要满足甲方的各种需求，心理素质很好（笑）。

有机会拍幻想和冒险类型的题材后，我一直在学习建立科学的工作方法。拍《封神三部曲》时，片场井井有条，大家每天按时上下班，有人说这是真正的工业化。其实拍《画皮Ⅱ》和《寻龙诀》时我已经在探索了。科学的方法不是个人创造的，是整个行业长时间积累出来的。所以我和整个制片团队非常关注东西方那些高难度的电影，看了很多幕后花絮，了解他们的制作方法、质量标准、工作模式和团队组织。

像拍《画皮Ⅱ》我设置了概念艺术家，之前的中国电影里是没有的。概念艺术家在创作前期非常关键，他要确定电影的整个美学原则和视觉呈现的基本方向。没有概念艺术家提供的共同想象，创作会散乱。这就是制作的工业化：工种的细分、团队的配合、工作流程的科学。

更基础的是创作层面的工业化：弄清观众的需求是什么，电影的类型定位是什么，要实现这个类型，应该设置哪些基本的结构和主题。拍《寻龙诀》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做剧本，类型研究和剧本写作同时进行。对我来说，最有价值的事就是找到了「冒险」类型最适合表达的主题：讨论勇敢的人有没有恐惧。后来我把这个思考写进了《<寻龙诀>与类型电影创作实践》。最后才是新技术应用的工业化。工业化是这三个层面的，只谈特效就太局部了。

筹备前期，确立《封神三部曲》电影的主线是最重要和困难的工作之一。《封神演义》原著里有众多人物和关系，但有什么是史诗级别的，能承载如此体量的故事与情感？我想了一段时间，没有结果，它的元素太丰富，有大量视觉想象的奇观，很容易造成干扰。

后来我闭上眼睛去想，「封神」里哪一件事最打动我，我最想拍的那场戏、那个人、那件事是什么？如果没有很多钱能让你做特效，没有很多时间能拍战争场面，我会留下什么？我想到了两组人物关系，都是父子，一组是姬昌和姬发、伯邑考，慈爱的父亲和两个善良、正直的儿子；另一组是商王殷寿和殷郊，邪恶暴虐的父亲和叛逆的儿子。借由这两组关系，可以探讨丰富的精神和情感世界。最终，我决定将这两组关系作为贯穿三部曲的主线。

我从小就是这样，重大选择关头总是坚持做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。

我4岁跟着父母从内蒙古到北京，在军区大院生活，从小学习绘画。我父亲还记得，小时候我挺淘气的，但练习画画时可以一坐一整天。中学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，后来又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。当时油画系是隔年招生，每届只招8个人，非常难考。父母一直以我为自豪，觉得已经可以看到我的美好前景了。

没想到大二时，因为绘画理念不同和老师发生口角，考试分数就很低，学校把我劝退了。当时我不想跟父母讨论这件事，就出去租房住了一段时间，三个月没回家。父亲去学校找我，在公告栏看到我的劝退通知，他一下懵了。他知道我是非常勤奋的。上大学后我干脆住在画室，每天从天亮画到天黑，把所有能画的东西全用上，颜料盒的底部都画满了，满墙都贴着我的作品。晚上点着蜡烛，和朋友们喝啤酒听音乐，聊艺术。这样一个孩子怎么会被劝退，我父亲想不通。

他去找到老师，老师说你的孩子太倔了，我们公布了处罚后，他都没露面。似乎如果我愿意去恳求的话，还有留下来的可能。父亲找不到我，也无计可施，出了学校就去雍和宫找朋友。朋友安慰他说不用担心，孩子会有学上的。父亲就放心地骑着车回家了。

我特别感谢父母在这件事上对我的理解。后来过段时间我回到家，他们什么也没说，默许了我的选择。我坚持自己没有做错事，如果靠恳求留在学校，我这辈子不可能再做艺术了。

后来从电影学院毕了业，我做了10年的当代艺术。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，是否继续上美院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捍卫了自己的准则。

2014年左右考虑新项目，也是一个挺重大的选择，决定了之后10年的工作方向。当时我想过，拍《画皮Ⅲ》、《寻龙诀Ⅱ》行不行？可能也不错，收割第一部的成果，是吧？但我觉得相比其他，一个人的生命是最难以复制的。尤其作为导演，40岁到50岁是从体能、创作能力到市场信誉都走向成熟的阶段。

时间宝贵，我想，还是要选择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、有挑战性的工作。喜欢，才有情感驱动；有挑战性，能让我全力以赴地学习，调动所有能量去完成。如果重复做已经成功过的事，可能我会懒惰，那时间就浪费了。半生的经历告诉我，生活无常，得先拣重要的事做。

《封神三部曲》杀青那天，青岛下着雨，冬天，挺阴霾的。拍摄了一年多，好多剧组成员不舍得马上离开，张罗着相互请客聚餐。因为后期还有大量剪辑工作，我倒没有什么结束的感觉，知道离完成还早呢。

能顺利完成拍摄，有些超乎我的预料。《封神三部曲》采用的是三部连拍的方式，这是我们做了大量考察和分析后确定的，可以节省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成本，也能保证年轻演员形象上的统一性。难点在于，拍摄周期会比常规的电影项目长得多。

筹备期间我去新西兰和《指环王》三部曲的导演彼得·杰克逊见面，他告诉我，自己拍《指环王》时快疯了。《指环王》就是三部连拍，工作量太大了，他崩溃地倒在沙发上，还被无数人围着问问题。他说他想放弃，不拍了，心想下次一定要挑一个自己特别想拍的题材，才能受这份罪。想来想去发现自己最想拍的就是《指环王》，才又有了力量。

听完彼得·杰克逊的话我就想，我拍《封神三部曲》会不会也是这样的「惨状」。安顿家人也有这个原因，怕自己中途身体垮了。我还交代助理准备好躺椅，万一不行了，就倒在躺椅上拍，真就是「倒演」了。

最终《封神三部曲》A组拍了342天（总拍摄日438天），超过了《指环王》的286天。我没有倒下，甚至比以前更健康了。原因在于的确学到了科学的工作方法，安排得更合理。剧组每天拍摄10小时，拍摄6天休息一天。我则是每早8点起床，大约凌晨12点结束工作，听听音乐放松后休息，不觉得多辛苦。

这么多年做《封神三部曲》项目下来，我确实像当初期望的那样，学到了很多。在「术」的层面，我了解了神话史诗类型的电影应该做到什么标准，主题要达到什么深度，应该具备怎样的通俗性。

从「道」的意义上，我重新把历史、神话学、心理学这些学科重温了一遍，理清了很多原来没想明白的问题。比如神话是什么，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髓和核心价值是什么。还有，支撑中国人的精神核心是什么。我认为是伦理，是亲情关系。在这个基点上讲故事，我觉得能打动观众。

做文艺青年的时候，可能会被那些花里胡哨的论点、主张，以及当下的片段信息干扰，但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最终会确认一些价值。生命的意义何在，什么是真实，为什么要追求真实，我是在做《封神三部曲》的这10年里确认的。在危机面前，什么东西真正产生力量，不是权力，不是武器，不是愤怒，也不是对抗，是人最本质的善意。

尤其是经历了过去三年后，这些问题不再只是抽象的思考，而是日常的感受和实践。神话史诗其实就是在重述这些经典价值，提醒我们哪些东西是恒定的，是永远值得追求的。

小时候，我们大院每周会放露天电影。我印象最深的第一部电影是香港拍的《三笑》，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。第一周看过了，第二周重播时，我专门从全托幼儿园跑回大院又看了一遍。因为这部「白月光」，后来我对其他三笑题材的电影都很抗拒。之后看《少林寺》，着迷到每天支个锅练铁砂掌，还想过离家出走去少林寺学武。电影制作完成不是结束，观众来感受它，把它印在记忆里，这个电影才结束。

像《三笑》和《少林寺》烙印在我记忆里那样，我希望自己的电影也能留下印记。接下来还有10年的壮年期，我还能拍技术复杂的电影。

等65岁后，我想去拍文艺片。低成本，工作强度不大，甚至像伯格曼那样，整个团队不到10个人，但可以探讨更尖锐、极致的主题。电影是丰富的，多层面的，不是说有了《少林寺》就不需要塔可夫斯基，或是反过来。我有个目录，已经列好了5年、10年、20年内想做的电影，我希望，能用它们来标注我的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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