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，大厂人正在找回周末

人物

2023/07/28 18:41

情况在这两年悄悄发生了改变。寒冬到来让越来越多大厂陷入沉默，一些人离开，留下来的人则逐渐改变了心态。周末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。在社交媒体上，大厂人的周末VLOG越来越多，人们健身、骑车、看演出、露营、citywalk。在工作场合，和大厂部门有来往的行外人发现，和几年前相比，负责对接工作的大厂人不爱在周末回消息了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大厂人似乎正在努力找回周末，重新抓住生活。

文｜邬宇琛倪雨瞳

编辑｜楚明

「明天有事」

周末夜晚，一条消息发到了符冬冬的微信上。她躺在床上拿起手机。亮屏。

屏幕对面，同事用那种熟悉的、紧急的语气让符冬冬配合完成一项工作——这是产品运营时常面对的情景。按照以往的习惯，符冬冬会立马从床上坐起来，然后打开电脑。但她没有。那是个普通的周末夜晚，她感觉到有些不舒服，身体疲乏。她对着手机屏幕，第一次有了那个念头：装睡。她划掉了消息框，对消息置之不理。她久违地过了个清闲的周末。

同样是互联网大厂人，李琳的周末重建于今年的Q2。因为产品处在公司的核心业务带，今年一二季度，整个部门进入单休状态——没有加班费。李琳回忆起来有点咬牙切齿，她想起部门领导宣布周末加班时，甚至连客套话都没有。站在人群中间，领导冷冰冰地告诉大伙，「星期六继续把没做完的工作做了」。办公室里没有抱怨的声音，李琳和同事们低着头不说话，但很快，李琳手机里「没有老板的群」开始接二连三地弹出消息，点开大部分都是粗口。

起初，李琳理所当然地服从了命令，但没过几周，她就开始厌倦了被占据的周末。李琳是四川人，性格直率，脾气甚至有点火爆，在大厂里可能被当做「刺儿头」。「我首先是心里过意不去，我为什么要去加班，你又不给钱？其次，领导让我加班的态度也太差了吧？」

六月的某日，周五下班前，她跟领导说，「我周六有事，请假了。」领导回复她，「周六有事就不能挪到周日吗？」她想，「当然不能。」她坚持了一番，领导最终同意了。那个周末，她和几个小伙伴组团开车去怀柔露营。周六，躺在帐篷里，她笑嘻嘻地拿出手机给群聊里还在公司加班的同事发视频消息，「你们看看，我现在在露营啊。」

如果放在几年前，这些在大厂发生的故事听起来像是童话。在国内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的红利期，层出不穷的工作模式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名词被创造出来。「996」的含义是朝九晚九，一周上六天班，「007」的含义是随时随地待命，一周7天工作，「单休」是每周都只休一天，而「大小周」则是大周休两天，小周休一天。

这些工作模式很快像涨潮一样涌向更多的大公司。在那段时间里，大公司的一面是触手可及的财富和闪耀的光环，另一面则是不止不休的工作节奏和内耗——「大厂」这个词就是最好的佐证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大厂人似乎正在努力找回周末，重新抓住生活。

得到光环，失去周末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大厂的光环和周末，就像鱼和熊掌，似乎不能兼得。

李琳大三那年南下，在深圳一家知名的手机厂商实习做产品运营。公司大楼在具有地标性的海景办公楼中国华润大厦——「春笋」。大厦不远处就是深圳湾，站在办公楼上往下看，湾区的景致尽收眼底。第一次来大厦入职，李琳就对这里的景色感到惊叹。部门领导是一位高学历的女性，留着短发，穿着宽松的衬衫和拖鞋来上班，「阳光、朝气、随性、自由。」李琳那个时候暗自想着，「或许今后有一天也会成为那样的人。」

她那会儿实习薪资一个月已经有4000元，隔三差五公司还会派发一些小礼物。作为实习生，她觉得互联网公司氛围好，有前景。她告诉自己，毕业以后就要进大厂。

那是2019年，符冬冬在一家游戏公司做出海运营。工位上，同事们被允许穿成各种各样来上班，25岁的符冬冬洛丽塔公主裙和JK换着穿。她负责公司旗下一个策略性游戏在东南亚的运营，大笔的钱源源不断地经她的眼进入公司的账目。她印象深刻的是，在运营的后台看到一个玩家愿意稳定地为这款策略性游戏每天充值1000美元。她感慨「钱真好赚」。

2020年，大二的秦峰在腾讯开始他的第一段大厂实习，负责一个项目的线上活动运营，和高校合作招募活动参与者。每天，广州一所二本院校在读的他会收到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的学生的简历，那年他才大二，他感觉自己有挑选他人的权力。他需要对这些参与者进行面试，每次面试开始时，他都会告诉这些面试者，「我是腾讯的秦峰」。

后来，他到深圳在地实习。第一次看见大厂的logo时，他告诉自己，「要克制自己合影的欲望，不能太做作」。他花了接近3000元的房租，和一个朋友在滨海大厦附近租了一套几平米的房子。尽管实习补贴一天120元，覆盖不了生活成本，但他和同学说，「这份实习值得」。因为他清楚，互联网的机会珍贵、「有面儿」，而且未来会有钱。

加班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秦峰想起来，自己在朋友圈意味深长地发自己在工位上的照片。晚上正式员工下班之后，明明自己没什么工作，也要待在工位上，实习生没有10点后打车报销的福利，但他也等到过10点后离开办公室走回家。离开公司前，他还回望一眼大楼，用手机拍下夜色的写字楼。他现在想起来，觉得那是对「社会人」的一种模仿，想在朋友圈里彰显大学生向大厂人的身份进阶。

在那段属于大公司的高光时刻，工作高于生活，工作就是生活。2020年夏天，李琳收到了北京一家互联网人工智能公司的offer。除了这家公司，手里握住的橄榄枝还有快消和医药生物公司，但她都拒绝了，毅然前往了心心念念的互联网公司报到。那年公司如日中天，刚入职没多久，就融了三四个亿。

李琳还记得那会儿整个互联网行业氛围都很活跃，同事们心态积极，入职后不久，公司宣布开启周末加班，同时应许周末加班者拥有双倍的加班费用，条件诱人。她和合租的同事每个周六都结伴回到公司加班，没有太多工作忙，就为了诱人的周末加班补贴，一个月可以增加四成的收入。那些周末，办公室几乎座无虚席，人人都想着挣加班费。

那年，符冬冬到了另一家游戏公司上班。「大小周」的工作模式正在传播开来。这股风潮也刮到符冬冬那里，即便没有加班费，她也全然接受。她觉得那似乎是进入互联网行业要默认接受的一种牺牲，作为产品运营，她需要随时「on call」，「基本没有休息的概念，唯独休息的那几天也只是换了个地方工作。」

一些年轻人甚至会自愿选择把周末奉献给工作。毕业后，秦峰如愿进入一家大厂，负责社群运营的工作。和实习相比，工作的压力成倍地增加。而这种压力更多来自于自己。入职时，导师和同事告诉他，要不断地「思考和交付」，职场不看苦劳只看功劳，只有成绩才能够验证自己的价值。为了得到上司的认可，他在周末也不敢放松。

周末，勤勉的他习惯于学习一些新的互联网知识。此外，他还会翻阅上周工作的聊天记录，复盘工作出现的问题，甚至还要把下周要做的事情整理一遍。竞争和野心拉扯着他。组里有个和他同龄的校招生更早一步入职，成为他的隐形竞争对手，他害怕自己落后于对方的脚步，也希望得到领导认可，「要主动卷起来。」

在一家金融大厂，48岁的管理层人士付友礼早已习惯了周末加班。「每周立项会，那就意味着周日要加班。一般自己在办公室梳理项目公司的资料，进行分析评估，撰写立项报告，整理成册拿去打印忙完就到深夜了。」

不用准备会议材料的周六，他忙着联络业务。有时与客户约着打高尔夫，关系近些的一起吃个饭打打牌。往往回到家里，女儿已经关上屋门睡了，只有爱人在沙发上开一盏落地灯等他，闲话两句便也匆忙洗漱休息，周一早上再度恢复工作状态。「当时刚升职管理层，待遇和绩效也不错，浑身充满干劲，加班或者出去考察业务跑一天都不觉得累。」

在大公司们还没感受到危机感的那几年，一些大厂人感到疲累，但似乎也享受这样的节奏。股票、期权、奖金、高薪和成就都在不远处招手，周末逐渐名存实亡。

变奏

李琳在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待了一年后，和那时候换工作的互联网人相似，拿了30%的涨薪离开，去了一家较为老牌的互联网公司工作。离职前不久，那家人工智能公司叫停了周六加班的加班补贴。李琳还没预料到互联网的动荡就要靠近。

2021年，符冬冬也离开游戏公司，同时拿到两家互联网大厂的offer。那年年初，其中一家大厂的一名年轻员工在加班回家途中猝死。符冬冬因此放弃了这家的offer，选择了另一家。此时，互联网公司的反内卷声浪逐渐壮大，除了员工内部的声音，大厂们也在进行自上而下的改变。2021年6月，腾讯光子工作室率先宣布「试点强制下班」，一个月后，字节跳动宣布终结大小周，快手等互联网企业也跟上。大厂们的加班竞赛在表面上逐渐消停，新的工作节奏似乎呼之欲出。

事实并不完全如此。考核依然存在，人们的工作惯性还在保留。换工作后，符冬冬拥有了久违的双休。在相继经历单休和大小周的工作之后，她将这来之不易的休息日视为恩赐。但她发现，她已然成为大厂里「最卷的那一类人」。她没有办法克制看手机消息，特别在周末，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检查手机里的微信和内部通讯软件的消息，经常能感到消息提示声在耳边响起。她的压力是具体的——14英寸的惠普电脑大概1.6千克，每逢周末，它被时刻带在帆布包里出行，带向地铁、出租车、饭店和KTV。

在新公司，李琳很被领导器重，作为部门最年轻的新人，她在办公室和领导争吵，领导也不会批评她。高光的时间没有持续很久。2021年的夏天，「双减」来了。没过多久，互联网公司也陆续开始降本增效。人是陆陆续续离开的，这一片，那一片。

2022年年初的一天，李琳因为厕所排队太久，久违地到楼下上厕所，却发现楼下已经空空荡荡，她吃了一惊。同事们的群聊都在传，同一个部门上了年纪的男同事因为害怕自己被淘汰，开始异常努力地加班到晚上。不久之后的一天，李琳发现这个男同事的工位上已经干干净净。

李琳又拿了30%的涨薪跳槽去了一家科技巨头。第一天入职就被要求加班到晚上10点，她再也没有精神和领导翻脸吵架。因为负责的产品在公司属于核心业务，李琳在巨头的工作堪称「超饱和」。她每天早上10点钟到公司，手机满电，晚上10点下班离开公司时，手机还有80%的电。她上班的时候一直低着头工作，几乎不再抬起来。

今年，李琳下班最早的时候是春节前一天，她难得地在晚上7点半结束了工作。但过年当天，她还是被领导催着写了一份PPT。

大厂效益和待遇的收缩，让职场氛围变得比过往要更紧张和压抑。李琳工作的那家互联网巨头取消了普调涨薪，薪资涨幅的人选有固定名额，由部门领导决定。这意味着需要同事们一起竞争为数不多的名额。对李琳来说，最折磨的是每个季度写OKR（制定目标）和写周报。由于部门领导很看重开会时向上汇报，所以每个下属的周报都要紧张地写三四个小时，再由领导反反复复地修改。

她的耐心被消磨得很快。产品上线后的Q1、Q2，李琳的部门宣布进入全员单休。但她却觉得，「新产品牛关我啥事」，想找机会拒绝无加班费的单休。

年轻的秦峰对大厂的光环仅在工作一年后就破碎。在年中的绩效评定环节，他在和同龄同事的竞争中失败，没有获得涨薪的机会。领导在和他绩效谈话时，安慰他说，因为那名同龄同事来得更早一点。「那这样一来不是肯定苦劳而非功劳？」秦峰不解。

那一年里，部门的业务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迎来一次调整。调整后的周期里，因为衔接不当，秦峰不得不重复地做一些工作，还要拉上别的同事一起加班到十一二点。回到家，他又会因为缺少娱乐时间，报复性熬夜到两三点才睡。实习的时候，他最希望自己绿色的工牌变为蓝色的，因为那张蓝色的工牌意味着转正，它更好看。但转正后，熬到深夜，孤独的他却开始怀疑工作的意义。

符冬冬也在寒冬里彻底陷入疲惫。手下产品的业绩加速度放缓，整个业务都没有什么新方向可以摸索。她想到，在大厂内部，管理层提倡「延迟满足，即时反馈」，在工作上「事事有回音，凡事有交代」，但又要求为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能够即时满足的抉择。如今，长远结果不可预知，符冬冬愈发觉得这是空话，「我现在就是要即时满足」。

工资没涨，业务也没新的爆发点，对很多人来说，互联网行业已经失去了过去那些翻腾的机会。今年，符冬冬心生了离职的念头，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份「炒老板」的计划。但机会不多，她还是决定留下，先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比如重新过好周末。

还有一种最简单的，需要过周末的理由，那就是身体真的撑不住了。中年人付友礼忽视持续两周心脏的隐痛后，在一个熬夜后的周日清晨，倒在了沙发上。妻子和女儿听到动静跑出来看，扶着他急忙打车去医院。

付友礼测了心电图，当场被医生扣下去做详细检查。看着他的检查报告，医生意味深长说「幸好来得早」。付友礼的血管堵率在75%以下，不用做支架手术。「现在一年复查一次，医生说注意健康还有康复的希望。如果支架一做，一辈子药也停不下来了。」

走出诊室，路过手术显示屏，女儿小声叫他，「爸爸，那些人都很年轻。」他向上看去，星号模糊的姓名后面，紧随着醒目的三十岁、四十岁。「我当时想，只要不再让我那么疼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」他想，是时候空出周末好好休息了。

划分边界

在因为心脏问题倒下之后的第二天，付友礼依然起了个大早前往公司。在公司的上升阶段，付友礼的周末更忙了，他仍然需要履行工作职责，向上服务董事会，向下管理公司，向外联络业务。唯一的休息时间，还是需要靠推辞一些应酬空出来。他会用这点时间来在家陪伴家人——晚上吃完饭，一家人窝在沙发上聊天，8点后再和爱人一起陪女儿去公园慢跑。

事实上，对大厂人来说，周末并非完全不存在。但最大的问题是，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工作已经入侵周末太久，生活和工作的天平失去平衡。如何重新建立起生活的城墙，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

大厂人需要不断摸索工作和生活的边界。在第一次装睡推掉工作后，符冬冬第一次发现，好像大厂的工作也没有那么急，只不过那些急促的语气和仓促的脚步已经成为习惯，但事情也不是非得周末就必须处理。那天之后，她开始愈发频繁地在下班时间和周末装睡。

装睡是清醒的开始，符冬冬开始主动争取周末的休息时间。她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原则：不紧急的事情，你找我，我就当你是留言，我周一才回复你。这样的习惯保持了一段时间，发现不会对自己有太大影响。

她的休息姿态也变得更加自然和张扬。有时候，有同事在周末发工作消息，符冬冬还会故意等2小时以后发一条自己看电影的朋友圈，「提醒」这位同事：我在看电影呢，不会回你消息的。她出门逐渐不再带电脑，重新找回生活本该有的样子。

李琳的方式和她的性格一样直来直往。部门宣布单休后的几周，李琳坚持过周末。周五一到，她就给领导发消息——「明天有事就不来了」，随即就从办公室消失。第二天谁叫都不好使，她不会再出现在办公室。她的姿态被更多人效仿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陆陆续续请假，领导妥协之下直接宣布，「这周请假的同学跟我说一声。」

李琳对大厂的工作彻底祛魅。她不在乎领导的看法，也不再在乎考核和涨薪，「该涨薪的人领导早就选好了」。她甚至对工作透露出满满的不屑，「被裁就被裁了吧，那更好，拿了补偿我就离开互联网了。」

大厂里的「乖小孩」秦峰则发现，想要休息可能并没有那么难。业务量近两年下滑明显，工作量没有那么饱和了，就连领导也会「摸鱼」，没事就刷刷短视频，看直播购物。他决心更加松弛地应对自己的工作。

而对于不知疲倦的金融大厂高管来说，行业寒冬让付友礼也开始「非正常休息」。「现在兜里有一块钱都在口袋里捂着，不敢投。没有投资就没有项目，公司上下进入停摆状态，没活干了。」

翻出封存已久的笔墨纸砚，铺开宣纸，他才恍然，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好好练过年轻时喜欢的毛笔字了。

找回周末

因为失去太久，大厂人会格外珍惜重新找回的周末。

秦峰给自己报了一个声乐课培训班。他出生在音乐世家，从小喜欢唱歌，但在深圳工作，没有熟悉的朋友，再加上经常加班，没有去过KTV。他只能在上下班路上戴着耳机哼一会儿歌。那会儿脑子里就像有一根紧绷的弦，连唱出来的声音也是无法放松的。现在，他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彻底把耳朵和喉咙打开。那根弦变得柔软，音符也变得轻盈。对他来说，找回音乐，就是在找回对生活的触感。

行业风浪过后，许多大厂人开始学会在甲板上休息一会儿。那些争取出来的周末，被李琳用来去各地看音乐节，满北京城摄影，经营社交平台上的账号。她不爱运动，宁愿在家躺着，也不回公司加班。这些让她感觉「摆烂，放松」。不久前，部门决定取消单休状态，她的周末恢复了本该有的正当性。

今年3月，李琳应聘了一家胡同咖啡店的兼职咖啡师，每周末从上午11点半上到下午6点半。咖啡店的老板教她一些基础的操作后，放心地把店里的周末时间交给这位大厂员工。

她享受闻着香气做咖啡的过程，专心地盯着那团棕色的豆子是如何像烟花一样被磨成粉末，而后在水中绽放。时间第一次变得这么慢，慢到可以观察每一个咖啡颗粒的流向，也能让人忘记周报、OKR、无休止的竞争和寒冬里的恐慌，「超级治愈」。

在咖啡店上班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看到除了大厂以外更多的人。恢复与他人更广阔的连接，正是在工作流水线上待久了的人所渴望的。店里的常客是胡同里的北京大爷，闲暇的下午他们经常过来喝咖啡。因为附近就是体育馆，年纪不大的追星族们常扛着相机大炮、推着堆有明星物料的推车来店里休息。店里还时不时会开个读书会，会有各行各业的人在这里聊天。

现在，符冬冬到了周四就会抓紧把一周的工作完成，不能耽误周末出去兼职，她感觉自己的工作反而效率更高了。秦峰也说，「一直维持高强度的工作，是很耗费精力的，只能想着如何把事情做完，没有精力去思考如何做得更好。开始放松之后，就会有更多思考和沉淀。」

工作还是工作，加班以及不时的枯燥、重复——周末没有让它们消失，但是将紧密的生活扒开一道缝隙，让更多的活力流动回人的身上。

周末很重要，哪怕只有两天。
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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